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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沃尔夫 / 著投票加入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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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加利福尼亚之行是甘特一生中最后一次远行。那是伊丽莎从圣路易回来的第二年,他当时56岁,在他高大的身躯里痛苦和死亡不停地起着化学作用。他虽然不说出口,但却心知肚明。他知道自己最终会陷入生活一成不变的陷阱之中,知道自己要与可怕的意志作一番斗争。他一向用尽全力想要占有土地,而不仅仅想要探索它。这是当初曾在那个少年黑眼珠里燃烧过的欲火的最终闪现,正是这个火焰引领他走进了这片新奇的土地,走向微笑的石雕天使。

    他巡游万里,在寒冷的冬天即将结束的某个阴暗日子里,重新返回到这个群山环抱、光秃秃的荒凉之地。

    在和妻子伊丽莎一起度过的8000多个白天黑夜里,不知多少次他从凌晨1点到5点一直睁大了双眼,内心冷静、清醒地感受着外面的世界。屈指算来,这样的夜晚不超过19个,一次是大女儿莱斯丽出生的那天晚上;一次是26个月后这个女儿因患幼儿霍乱夭折的那一晚;一次是1902年5月,伊丽莎的父亲托马斯·彭特兰上校去世的那晚;一次是卢克出生;一次是西进前往圣路易看望葛罗夫的火车上;一次是(1893年)在剧场里,一位年迈、忠诚的黑用人塔丢斯·埃文思老爹去世了;一次是1897年3月,他和伊丽莎一起在艾萨克少校的尸体旁守灵;1897年的7月底,伊丽莎得了伤寒,瘦得跟皮包骨头一样,她脸色惨白,人们都以为她活不下去了,他一连三夜守在她的身旁;还有一次是1903年4月初,卢克差点因为伤寒丢了命;一次是因为格里利·彭特兰的死去,当时他患了肺结核,死的时候仅仅26岁。这个小伙子性情友善,会拉小提琴,擅长说彭特兰家人惯用的双关语,常喜欢在小额支票上做一些手脚,为此他还蹲过6个星期的监狱呢;还有5个夜晚,即从1905年1月11日到14日,他本人因患风湿病右半身疼得无法动弹,躺在床上苦痛难耐、不断地咒骂自己、咒骂上帝;一次是在1896年2月,他守着邓肯家11岁的女儿珊迪的尸体;一次是1895年9月,他被关在本市的牢房里,满面羞惭,痛改前非。1896年6月7日,他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彼得蒙市的基利疗养院里;最后一次是在1906年3月17日,他正好处在田纳西州的诺克斯维尔和阿尔特蒙之间,刚刚结束7个星期的加州之旅。

    那么,故土在这位远游归来的浪子眼里到底是怎样一派景象呢?晨光从灰暗中爬了出来,同布满岩石的河水融为一体,火车头向天空里喷出一团团的烟雾,就像人们在寒冷的天气里呼吸一样。群山巍然,近在眼前,却要比他想象的距离更近。小城阿尔特蒙在群山之中就像一个荒凉、灰暗的小点。他小心地在脏兮兮的玩具城下了车,觉得一切都非常矮小,近在身边,感觉自己就像刚刚从《格列佛游记》的大人国回来一样。他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因此小心翼翼、沉重地坐进热烘烘的街车里,痛苦地望着皮斯加旅馆的广告牌、迪坡街上用砖石和木板建成的简易货栈、佛罗伦斯旅馆(供铁路工人住的)的薄板墙锈迹斑斑,里面不时传出叽叽喳喳、打情骂俏的声音。

    真小,真小,真小,他在心里暗暗想着。我简直不敢相信。连这里的山也这么小。我很快就要60岁了。

    他面颊蜡黄,双腿瘦削,战战兢兢,就像一只丧家犬似的胆怯的坐在车里。他没精打采地垂着头,眼睛盯着自己坐的藤椅。这时候,街车嘎的一声拐进了编组站,然后又停了下来。街车的司机脖子上挂满了灰尘,这时候推开驾驶门走了过来。他的手里拿着发动车子的手柄。他关上车门,一边打着哈欠一边坐了下来。

    “这一段日子你上哪儿去了,甘特先生?”

    “加利福尼亚。”甘特回答。

    “怪不得一直没再见过你。”司机说。

    空气中散发着暖烘烘的电流和烧热的钢铁味道。

    死了才两个月,死了才两个月啊!唉,上帝啊!竟会如此。上帝保佑,这个鬼天气,这个可怕、讨厌的、该死的天气。死了,死了!是不是太晚了?一块有生命力的地方、一块鲜花盛开的地方。这绿色的大海多么清澈。这里有形形色色的人。桑塔·卡塔林娜。东部的人都往西部跑,我怎么竟然跑到这里来了?走吧,走吧,就这么一直走下去,我知不知道这将是去哪里呢?巴尔的摩,雪梨,——老天啊,为了什么?小船的底部是用玻璃做的,这样你可以看清楚船底的情况。她把裙子掀起来走过人行道,现在到哪儿了?一对可爱的美人儿。

    “你不在家的时候吉姆·鲍尔斯好像死了。”司机说。

    “什么!”甘特大声叫了起来。“老天保佑!”他低下头,悲哀地小声咕哝着。接着他又问:“他是怎么死的?”

    “肺炎,”司机说,“他生病刚四天就死了。”

    “唉,他长得人高马大的,正是年轻力壮的时候,”甘特说,“我临走前一天还跟他说过话呢。”他撒了句谎,但话说出口以后就只能说服自己信以为真了。“他看起来就像一辈子都不会生病似的。”

    “星期五晚上,他下班回家时着了凉,星期二就没了。”司机说。

    街车轨道上传来了嗡嗡的声音。他戴着手套,用手指在结冰的窗户上抹掉了一小块冰屑,然后蒙眬地朝外面红色的站台张望着。这时候,他看见另一辆街车突然转过弯道,尖声地鸣叫着快速驶进了站台。

    “没什么好说的,先生,”司机边说边拉开了驾驶室的门,“谁也不知道接下来会轮到谁。今天还在这里好好的,没准儿明天就会完蛋。有时候说不准先逮个大个子呢。”

    他反手把背后的门给带上了,然后把引擎挂到了三挡的位置,车子马上就像上足了发条的玩具,快速地开走了。

    正当年啊,甘特心想,我自己有朝一日也会这样去的。决不会的,这种事情只能轮到别人的头上。我的母亲都快86岁了,奥古斯塔写信说她的饭量还很大;应该给她寄20块钱去。现在他的尸体已经入土为安,冻成一整块了。可以保持到来年春天。接着天就要下雨、身体就会腐烂,而且还会继续下雨。这个活儿被谁接去了呢?是布鲁克,还是索尔·辜葛尔?他们开始从我的嘴里抢面包了。这不是想逼死我这个外地人吗?佐治亚大理石,砂岩基座,40块钱。

    良友撒手不复还,

    至亲音容今已逝,

    信念、记忆捉弄人,

    他身虽死却永生。

    一个字母四分钱,苍天在上,花那么大的工夫做那份活儿,也真是太少了。我的字雕刻得最好。我原本可以当作家的,而且也喜欢画画。这些应该都是我的活!要是有什么不测,他肯定会告诉我的。那么我就不会出这趟远门了。我的腰部以上没什么问题,要是有什么麻烦肯定就是下面了。烂掉了,五脏六腑都是威士忌喝出来的窟窿。卡迪亚医生那儿有张癌症病人的图片,不过一个大夫的话不足为信,需有几个医生意见统一后才能算数。他们要是意见不一致,这就是犯法。可是,倒霉的事一旦摊到我的头上,那肯定就会在外面。在侵害身体之前就要趁早把它们给摘除掉,还不照样活得好好的。海特老头肚里长了个肿瘤,挖出来装满了一大杯子。迈奎尔——那个该死的屠夫,简直像宰牛一样。但是他倒有几下子,这里割一块,然后在那里再缝上几针。他用一根胫骨给“玉米人”做了个鼻子呢。做得真是无懈可击,根本看不出来。应该可以办得到的。他操起刀来游刃有余,然后再包扎好。你只管在那里等着就行了。这就是迈奎尔专门干的活儿——他手粗脚笨,但做起来速度很快。有朝一日等我翘了辫子,他们也会那么干的。就是这么回事,谁也不明白——但可能会置人于死地。公牛太大了,可是眼看春天就要来了。人总会要死的,块头都不够大。她那个糊涂鬼。牛奶桶都装满了。朱庇特和某某女士。

    可是朝西望过去,他一眼就看见了皮斯加山及其他西部山脉。那儿的地势更加开阔。群山向着太阳直爬上去。眼前出现了一片辽阔的景色,云蒸霞蔚。一个旋扭曲折的世界通向另一个广阔的世界,群山与平原相接,一直通向西部。西部代表了欲望,东部代表了家乡。向东边望去,一英里之外就是连绵起伏的山峦,将小城拥进自己的怀抱中。鸟瞰那里,一切尽在夕阳之下。皮斯加大街富人区那一带,一股浓浓的炊烟从法官巴克·西维尔家灰白的木板房顶上笔直地升了起来。在山底下面的峡谷里,黑人居住的简陋破屋里升起缕缕稀薄的轻烟。早饭有:煎牛脑、鸡蛋、五花咸肉薄片。醒醒吧,醒醒吧,醒醒吧,你们这帮山里的懒人。她还在睡觉呢,正裹着三床破烂的被子;屋子里又闷又冷。布满裂痕的双手涂着厚厚的甘油。塞着橡胶头的瓶子、发卡、线头等。这个时候谁都进不去了。真丢脸。

    街车在路口停了一下,接着向东转了个弯,然后沿着皮斯加大街继续向城中心驶去。这时一个编号为七号的报童,刚好在青藤街道的路口送完了报纸。他灵巧地把刚刚印好的报纸折叠起来,再压扁,然后使劲朝30步开外的西尔德家门廊扔过去。报纸砸在门板上,然后啪的一声掉到地上。他疲倦地喘了一口气,然后朝20世纪走去。现在他的身上没了重负,他开始满怀感激之情,但是走路的时候右侧的肩膀仍然习惯地倾斜着。

    这个孩子大概有14岁吧,甘特心里想。时间应该是1864年的春天。地点位于哈里斯堡的骡场。每月工钱有30元,包吃包住。人汗比骡子的气味还要难闻。我睡在第三层床上。基尔睡在第二层。把你他妈的臭脚丫子从我的嘴边挪开,这脚比骡蹄子还要大。那家伙要是踩你一下,肯定会比骡蹄子踩了还要受用,这个杂种。基尔说。于是两人干了一架。是妈妈叫我们出来的,她说我们已经老大不小的了,应该做点活了。从小就出生在文明世界的中心,怎么跑到这里来了?距葛底斯堡只有12英里。他们从南方来到这里,头上那顶烟囱管状的帽子还是偷来的。他们没有穿鞋子。孩子,给我口水喝吧。这个人就是菲茨修·李。三天以后,我们就打了胜仗。魔鬼坑、坟墓岭。一堆堆断胳膊断腿,恶臭熏天。有些是用肉锯子锯下来的。那块土地现在是不是更加肥沃了?那些大谷仓简直比房子还要大。所有人的饭量都大得不得了。我把牛藏在低矮的树丛里。贝尔·鲍伊德,那个漂亮的叛军间谍,被判枪毙四回。而当她和别人跳舞的时候,她把对方口袋里的文件给偷走了。看来她不是个正经的女人。

    烧猪肠和松脆的热面包。一定要弄点来吃。要么来个整猪,否则就什么都不要。平生一直是个有责任心的家庭供养者,而很少替自己操过心。

    街车还在向上攀升着,登上通天大道那些满是灰尘、褐色的板房。

    美国的瑞士,天堂里的乐土。耶稣上帝!鲍曼老头说他总有一天会变富的。他的房子一直盖到了帕莎德那。快点吧,现在太晚了。那个家伙对她有了爱慕之心。没什么大不了的。太老了。他还想让她搬到那里去呢,没有哪个傻瓜——会喜欢鱼的白肚子的。找眼泉水洗净身子。洗得跟婴儿一样。那天晚上在新奥尔良,吉姆·考伯特打败了约翰.L.莎利文。那个家伙曾经试图抢劫我。他想抢我的衣服和手表。我穿着睡衣在运河大街上一口气跑了五个街区。凌晨两点的时候。东西扔了一大堆,手表在最上面。在我的房子里打架。那个小城到处都有骗子和扒手,全都是冲着拳击大赛来的。这些都是事后讲故事的好材料。半个小时以后才来了一个警察。他们走了出来,请我进去。法国女人、克里奥尔人。汽艇赛。船长,他们都赶上来啦。我不肯认输的。柴火烧完了。用腌肉好了,她自豪地说。接着产生了一声巨大的爆炸。他在她第三次沉下去的时候抓住了她,然后向岸边游去。那些人趴在窗前扑着粉,冲你咂着嘴。要是为了老人,也许会好些吧。那里的生意谁做了?把他们都埋在地面上吧。如果埋在地下,那里两英尺的地方就是水,他们肯定会腐烂的。为什么不呢?意大利,卡拉拉,还有罗马。不过布鲁特斯是个了——不——起的人。克里奥尔到底是什么人?法国和西班牙。那个女人有没有黑人血统?问问卡迪亚医生去?

    街车在车棚里稍停了一会儿,看到还有几辆同伴停在那儿,接着便很不情愿地开动起来。它经过洋溢着勃勃生机的水电公司,跌跌撞撞地驶向挂着灰色冰柱子的赫登大街。然后缓缓地向山上的终点爬去,开到那座寂静的广场附近。

    啊,老天爷呀,我记得非常清楚,那时候我刚到这里只有三天,那个老头就愿意以1000块钱的价格把整块土地卖给我。要不是……,我差点就变成百万富翁了。

    街车从特斯契基旅馆门前经过,再爬过80多码(1码约为0.91米)的路就到了广场。在旅馆入口的两侧摆放着两排圆滚滚、滑溜溜的旧皮沙发。在沙发之间摆着许多擦得亮晶晶的铜制痰盂。沙发的背后是厚厚的平板玻璃门面,难看的样子一直伸到了人行道边上,显得零乱而难看。

    好几个大胖子重重地陷在皮沙发上,就像玻璃缸里的鱼儿一样。其中有一个人的嘴巴上还叼着湿湿的雪茄,眼睛死死地瞅着所有的女人。不能回想得太远,都是占便宜的事。

    一个睡眼惺忪的黑人侍者手拿一块灰色的抹布,掸了掸皮沙发。屋子里面,新添了柴的炉子正噼噼啪啪闪动着火苗,炉火前值夜班的人正四肢伸展地躺在大沙发鼓起的肚子上。

    街车开到了广场上,摇摇晃晃地跨越南北相交的线路,在广场的北端停了下来,车头朝向东面。甘特在车子的窗户上擦去了一小块冰霜,然后朝外面张望着。在这灰色寒冷的早晨,广场好像缩小了许多,此刻把他包裹在中间。他忽然觉得广场既狭小又简陋、呆板。在这个不断沸腾、不断发展、不断变化的世界里,它只是一个固定的小黑点而已。他感到既难受又害怕,心里顿时凉了一大截,有说不出的难过。因为他生活的中心一下子缩得这么小。他觉得毫无疑问,如果他把两只手伸出去,就一定会触及那些破破烂烂、排列在广场周围的三四层砖石房子。

    现在,他终于又可以停靠大地了。他两个月里所积累的景象和行动忽然又像潮水一般浮现了出来——所有的吃喝、一举一动。那无边无际的土地、广袤的森林、田野、山川、平原、沙漠、高山峻岭,海岸线如同潮水一般在他眼前掠过。记忆中浮现出每个车站的掠影,他又想起了美味的什锦羹、牡蛎、大块的旧金山鱼排、勾起了他无限生活热情的热带水果、繁衍不绝的海洋生命。只有在这儿,在这个似真似假的现实中,在这个他生活了20个春秋、极不自然的环境里,生命好像不再运动、不再变幻、失去了色彩。

    广场就像梦境一般具有可怕的真实感。在远处的东南角上他看见了自己的小店铺。在砖墙靠近屋顶的地方,用白漆写成的硕大名字看起来已经有些斑斑驳驳了:W.O.甘特——大理石、墓碑、墓地用品。当人们看见自己的名字在魔鬼登记册上冲自己眨着眼的时候,就像做梦身处地狱一样。当他前来参加别人的葬礼,发现棺材里躺的竟然是他自己,又像挤在人堆里看绞刑,却发现台上的罪犯就是自己,这就如同梦见了死亡。

    一个在“庄园旅馆”里做事的黑人睡眼惺忪地爬上车子,一屁股坐在后排专为黑人预留的位子上。接着他翕动的嘴唇里发出了轻微的鼾声。

    在广场的东头,大个子比尔·迈斯勒半敞着背心,挺着绑得紧紧的大肚皮,悠闲地从市政厅台阶上走了下来,沿着冻得坚硬的街道,拖着脚呱嗒呱嗒地走着。喷水池的周围结了厚厚的一层冰,闪亮的喷泉水只有平时的四分之一高度。

    街车一辆接一辆嗡嗡地朝这个中心位置汇集而来;司机们跺着脚聚在一起聊着天;一切都充满了生活的意味。市政厅旁边的消防员们正躺在车上睡大觉:从上了闩的大门背后,传来了马蹄咚咚敲地的声音。

    一辆运货的马车哗啦哗啦地穿过广场的东端,然后经过市政厅的大门。马车走到下坡地段的时候,拉车的老马小心谨慎地朝后靠着,正顺着东南端一条倾斜的石头小巷把车子拉到早市上去。这条小巷把甘特的铺子和市场、监狱分割了开来。街车继续向东开行,甘特远远就瞥见了小路那一头黑人居住区的景象。这时候,那里的上百户人家已经是炊烟袅袅了。

    街车沿着学院大街朝前疾驶而下。走到常春藤大街黑人区上端刚好同白人区连起来的位置,这时候街车拐了个弯,然后朝北继续行进。街道一侧排列着脏兮兮的石头灰泥小房子,另一侧排列着威严的橡树林,在树林里寂寞地矗立着一座破旧、废弃了的灰色建筑。那是鲍门教授创立、现在已经停办的女子学校。车子再次拐了一个弯,然后来到位于山顶的伍德森大街,停在荒凉的、已被遗弃的“青藤旅馆”旁边。这家旅馆从来没有赚到过钱。

    甘特拎着沉甸甸的行包下了车。暂时把包放在路边,歇了片刻,然后便朝山下走去。这条小道的路面还没有铺砌好,他的脚一踩在上面,冻土硬块纷纷被踩碎、散开。这条路比他想象中的更陡峭、更短一些。只有眼前的树木显得高大而神气。他看见邓肯穿着衬衫走出门廊,弯下腰把地上的晨报拾了起来。回头再跟他聊天吧,现在话多得说不完。正如他所料,这个苏格兰人家的烟囱里正往外冒着丝丝的炊烟,而自家的房顶上却什么都没有。

    他走下山坡,轻轻推开自家的铁门,故意没有走上前面阳台的高台阶,而是绕到院子的侧门去。院子里的葡萄藤已经干枯了,但却结实依旧,像粗绳子似的盘绕在房子外面。他悄悄地走进客厅,屋子里散发出一股冰冷的皮革味。壁炉里铺着一层薄薄的冷灰。他放下行李,经过洗手间来到了厨房。这时候,伊丽莎正穿着他以前的一件外衣,手上戴着一副无指毛线手套,正在炉子前拨弄着一些微弱的炉火。

    “喂,我回来了!”甘特说。

    “哎呀,怎么搞的!”她叫出声来——他早知道她会这样。她看起来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才好。过了片刻,他伸出了手,笨拙地搭在她的肩膀上。两个人尴尬地站了一会儿。然后,他拿过煤油桶,在木柴上浸透了煤油。这时候火苗子呼的一声蹿出了炉子。

    “天哪,甘特先生,你会把我们都烧死的!”伊丽莎大声地说道。

    甘特没有搭理她,手里抓起几根木柴,提起煤油桶,疾步朝客厅走去。

    随着火苗从浇了油的松枝上跳起来,他感到烟火滚滚的烟囱开始颤动、摇晃起来,这样他才觉得痛快。他带回宽广无垠的大漠,巨蛇般的长河,经过淤积并被开采过的大陆金矿,满载丰富货物、桅杆高耸、畅游世界的帆船。这艘帆船带回五湖四海的气息,黑人酿制的可口甜酒以及蜜糖、柏油、番石榴、香蕉、蜜橘、菠萝,这一切全都堆积在热带船只的货舱里。就像赤道地区懒洋洋的众多女人们一样低贱而丰满。还有那些州的伟大名字:路易斯安那、得克萨斯、亚利桑那、科罗拉多、加利福尼亚;魔鬼附身的沙漠,了不起的千年的古树,树中甚至可以开出通道来让汽车通过,从山顶倾泻而下的瀑布,在寂静中升腾起一片水雾。内湖中心沸腾的水伴着大地有规律地悸动,向天空直冲而上。大峡谷峭壁上的花岗岩石,在岁月的冲刷下,形成了多种多样的形状,既非人工又非天然,只是在五彩缤纷的天空下摄人心魄。

    伊丽莎仍然处在兴奋之中,但是过了一会儿她终于又恢复了说话的能力,于是尾随甘特走进了客厅。她冻裂的手上戴着手套,搭在一起放在胸前,不停地在讲话。

    “我昨天晚上还跟史蒂夫说:‘你瞧吧,你爸随时都会到家的。’我就有这个感觉,但是我不知道这叫什么,”她一边说着杜撰出来的神奇,一边把脸朝内转了过去,“不过想起来也真够奇怪的,前几天我在加利特的小店里买东西:香草精、苏打,还有一磅(1磅约为0.45千克)咖啡,正好碰见了亚里克·卡特。他走过来问我:‘伊丽莎,甘特先生什么时候回来?我可能有活儿要他做哩。’‘怎么啦,亚里克?’我问,‘照我看,别指望他能在4月以前回来。’哎,你有所不知,先生,我刚从店里走出来——我当时肯定在思考别的什么事,因为我记得埃玛·埃德里奇从身边走了过去,还跟我打了招呼。等她走过去老远的时候,我才想起来要答应人家一声。于是我就扯开嗓门对她喊,‘埃玛!’——突然我感到有什么东西从我的眼前闪过了——当时的感觉就像你现在站在我面前一样有把握,我说:‘你知道吗?甘特先生现在已经动身回家了,他快要到家了。”

    我的老天呀!甘特心想,她又来那一套了。

    她的记忆就像一条巨大的章鱼在一切事件的海底游动着,盲目却彻底地搜寻每一个海洞、潜流、港湾,聚精会神地关注着做过的每一件事、经历过的每一种感觉、脑子里闪过的每一个念头,她专注的模样不愧是彭特兰家的一员。他们习惯地认为太阳为他们而闪耀、为他们而落山,雨为他们而降下。物换星移,人类的生存死亡,都以彭特兰家为核心,以彭特兰家为模式,以彭特兰家为最终的目的。

    此刻,他一边往柴火上加上大块闪亮的煤,一边自言自语着,脑海里又思索着一篇文章,并且精裁细剪,言语优美。

    是的,散发着霉味的棉花杂乱地堆在铁路货场的屋檐下;气味浓郁的南方松林弥散在棕色的光芒里,一排笔直、挺立的无叶树干打破了这种地平线的单调;一个女人优雅地撩起裙子,露出了白嫩的大腿,然后爬上运河街的马车(不是法国女人就是克利奥尔人吧?);一只白色的手臂弯起来拉上了百叶窗,法兰西橄榄色的面孔在窗口闪现。睡在他上铺的那个佐治亚医生的夫人走了出去,那深不可测、鱼儿丰富的、涌动着懒洋洋蓝色浪花的太平洋。还有那条大河,那条无所不在的大黄蛇,正缓慢地朝前移动,把整个美洲大陆都吸干了。他自己的生命就像这条河流,带着长久丰厚的积淀,不断地吸收了新的成分,向前推进着。生活不断为其增添了活力,使它更富有生机。此刻,这个生命带着这条河流的伟大目标,已经精疲力竭地抵达家庭的港湾里。这里就是他的天堂,干枯有结的藤条绕了房子三圈,肥沃的土地产出了丰硕的果实和芬芳的花卉。房子里面,炉火正猛烈地燃烧着。

    “早饭吃什么呢?”他问伊丽莎。

    “这个,”她应了一声,噘着嘴想了一下,“你想不想吃鸡蛋?”

    “好的,放一些腌肉,再加点猪肉香肠。”他说。

    他大步走过餐厅,来到走廊里。

    “史蒂夫!本恩!卢克!你们这帮小浑蛋!”他大声地喊着:“起床了!”

    楼上三双脚几乎同时踩到了地板上。

    “爸爸回来啦!”他们尖声叫着。

    此刻,邓肯先生正在细心地往刚出炉的面包上抹着牛油,他从窗帘缝里向下面瞅了一眼,看见甘特家的烟囱里冒出了浓浓的炊烟。

    “他回来了。”他很高兴地说。

    与此同时,做油漆生意的塔金顿家也看到了这边发生的变化,“WO回来了。”

    他就这样回来了——甘特,这个漫游西境,追寻梦想的远游者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