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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描述的美国战争部长和以往人们熟知的截然不同，甚至有些对立。为此，我必须从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刚开始履职的时候说起。
我们离开马尼拉之前，任命就已经下达。因此，当我们经过日本前往华盛顿时，我们受到了日本人最恰当的礼遇，他们在向一个伟大的、友善的大国表示致敬。
当时正值日俄冲突爆发，俄罗斯战争大臣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库罗帕特金将军[1]当时也在日本东京。他的欢迎仪式安排得很别致，特别具有历史意义。日本人的礼貌让高贵的访问者很满意，我们以后办招待会也可以借鉴。因为时间仓促，行程安排不得不做出大幅度调整。
我们考虑，如果待在船上，一直等船开到横滨，对方恐怕根本没有接待的机会。可是，他们派了一辆专列在长崎等着我们。长崎是我们返程回国必经的第一个港口城市。几乎在整个帝国范围内，从东京到我们抵达横滨之前，因为日方的热情接待，我们每到一个地方之前两三天，都不得不逗留一两次，甚至更多次。
日俄战争中俄军与日军交战
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库罗帕特金（1848——1925）
这时候我们属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客人，我们的身份从功能作用转为一种荣耀。最值得一提的礼遇是与天皇和皇后共进午餐。日方还允许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在战争部长的职权范围内参观和了解日本军团的发展状况，并安排他在一个很大的阅兵场单独检阅了三千人的部队。
把日本战争大臣寺内正毅[2]将军比作战士最合适不过，我相信很多国家都有类似的情形。但如果认为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和通常所见的其他部队军官一样，也是个战士，那就大错特错了。无论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是什么出身，都不可能尚武。这看起来和我现在要讲的故事没什么关系，但我记得这次访问日本遇到的情形最好笑。可是日本勇士完全相信他有军事方面的特殊知识，和他说话时难免用技术术语，但事实上他从来没机会学习军事知识。说白了，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在军事方面完全无知，因此，他必须费心费力地掩盖自己。他最后对我说，如果再有人问他美式来福枪的出膛速度，他会这样回答：“嘘，这是秘密。”
寺内正毅（1852——1919）
儿玉源太郎[3]将军一直任驻中国台湾的军事长官。他后来因为日俄战争期间任参谋长，获得了很高的威望。他对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很感兴趣，认为我们在菲律宾遇见的问题和他在台湾的问题相仿。他和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聊起日本管理台湾的经验时显得很自信，比较台湾和菲律宾两地的差异后，他告诉我们：
儿玉源太郎（1852——1906）
“我们不得不干掉那些迟早会变得很优秀的人，然后该怎么样，你懂的，你当然明白！”
这事之前没法公开告诉大家，因为那时候有很多反对帝国主义者的团体。为了自己的事业，这些人一定会借此扑上去挑起争论。但从其对历史产生的影响看，现在讲出来还是更安全些。不得不承认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是个热爱和平的人，就他而言，有生之年，他从来没有杀害过一个菲律宾人，也没有下令杀害任何一个菲律宾人。他所有的努力都在于如何友善地与菲律宾人联合起来，并劝导他们不要让自己陷入因为反对美国控制而带来的危险之中。
从某种程度上说，在日本各地的短暂停留，像是取得了某种胜利。譬如，总是有很多达官贵人送我们上船，这些人显得很激动，会高呼“banzais”，也就是见到天皇时才会喊的万岁之类的敬语。还有晃动的旗子，真让人以为自己是什么重要人物。我完全没想到日后这种状况发生了巨大改变。我的意思是，日后这种以为自己对日本很重要的感觉被强烈地动摇了。对于美国这样的联邦共和国来说，我必须要讲清楚一件事，那就是没有任何一个公务人员可以一直保持得意洋洋的姿态。
就在抵达华盛顿不久后的一天，我在朋友家喝茶，闲聊期间，发现有位女士早在马尼拉时我们就互相认识，她是个军官的妻子。我们无所不谈，最后她对我说：
“你知道吗，塔夫脱夫人？我经常感到疑惑。你在马尼拉生活了一段时间后，还会喜欢华盛顿吗？在那里你像个女王，可是回到华盛顿，你什么也不是。”
有一天晚餐的时候，我丈夫身边坐着另外一位女士，内阁官员旁边必然是个很荣耀的座位。烛光闪亮着，毫无疑问，她觉得应该没话找话地和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聊聊。起初她聊得很好，但最后还是闹笑话了：
“你知道，部长先生，我真的认为您应该出国到菲律宾去看看，他们说那里很有趣！”
可怜的人，我丈夫那时候的好名声全是因为服务于菲律宾所得。他是这样回答她的：
“你说得很对，我应该去。我也打算要去，我希望尽快就可以前往。”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曾经答应过菲律宾人，他回去后会和他们一起奠基第一个立法机构。当然，那时候他一直有个愿望，就是领导美国众议员在解决国家事务的时候，由可靠的立法来决定。所谓可靠的立法，是指过去有些立法建基于混乱的讯息和社会现实，甚至有时建基于被极大地扭曲了的事实或二手讯息。
1904年年初，也就是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担任战争部长初期，我和孩子们从圣芭芭拉登陆美国后，就一直在那里过冬，并没有和他在一起。直到1904年5月我们才在圣路易斯相见，当时他正在参加路易斯安那商业博览会的开幕式。
原本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打算亲自前往发表开幕致辞，但因为华盛顿有紧急事务，他不得不派战争部长前往，代他向世界宣布商品交易会开幕。我因为很长时间没有接触到轻松活泼的美国做派及其特有的精神，几乎忘了这也是我自己的精神特质，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从那时开始，我才意识到回到自己的祖国有多好。
我之前曾经在华盛顿生活过，所以很清楚作为内阁成员的妻子定居华盛顿意味着什么。虽然我不想成为一个“一无是处的人”，也不希望别人那样看我，但我知道在这里完全不像在菲律宾做总督夫人，责任和优越地位总是相伴而行。我以为美国人贬低己方优越性的宣传真的让人难以理解。
路易斯安那商业博览会展区
路易斯安那商业博览会上熙熙攘攘的人群
考虑到我的地位难免令人嫉妒，所以必须首先在华盛顿找到一处足够我们一家人生活的房子，当然还必须可以在家里举办派对什么的，满足人们对我们的期待。那时候就算租房子，内阁成员的薪水还是可能有所剩余。
如果设定好了你得去适应一年八千美元开销的生活，八千美元似乎就足够了。但是如果要维持一种有尊严的生活，当然，主要是作为内阁成员的尊严，这笔收入还真的偏少，少得令人担忧。倘若我们没有其他私人经济来源，我真的怀疑未来如何搞定一家人在华盛顿的生活。
1904年10月1日，到华盛顿之后算是正式安顿下来了。我们的家是一幢老式房屋，看起来很宜人，位置就在K街，靠近十六街。屋里现有的设施并不那么讲究，相比精致的现代便利设施，我们更喜欢它有可以额外利用起来的空间，因此我们买下了这栋房屋。
所幸我们可以免费使用战争部的马车和车夫。车夫奎德是个爱尔兰人，高大魁梧，很有个性。他曾经在炮兵部队服役，退役后在政府好几个部门待过，这样我们才发现了他。他永远都改不掉在炮兵部队的习惯和规矩。西奥多·罗斯福先生曾经说他驾车的时候很有活力，好像是一门随时准备行动的大炮。他的马匹永远保持着最佳状态，当然，这些马显得略微肥了点。但他还是为这些马感到自豪，因为它们总能按照他的命令，跑出他需要的速度。他可以在街角慢吞吞地走，也可以让马车突然飞奔起来，超过街上的小轿车和其他交通工具。像他这样驾车真的让人神经紧张透了，可是反对没用，他有他的个性，完全不听劝。
奎德曾经用公共开支喂养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的私人马匹。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并不支持他这样做，认为应当从自己的个人户头上扣除这笔费用，于是要求奎德出具一份明细账，便于处理。奎德看看他，有点反感，然后用浓烈的爱尔兰腔调说：“呃，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先生，你让我们在养马场的工作具体怎么做？这事本来一直都做得很好。如果愿意，你可以自己喂马，不要政府操心。”
我记得有一天我们去参加哈伦大法官家的派对，庆贺他就任大法官二十五周年。我们驾车抵达的时候，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也已经到达他府上。入口周围全是骑自行车等候的警察，我们路过这些人的时候，奎德非常友好，但完全不得体地用爱尔兰语对着这些人大喊大叫：
“哈哈，看在上帝的份上！总有一天，你们会在附近等我的老板！”
哈伦大法官（1833——1911）
奎德很忠诚，他的预言居然实现了。可是，就在那之后不久，他在执行公务的途中发生车祸去世。那时候，他给1909年任战争部长的迪金森家驾车。因为电线杆突然倾倒，马儿受惊失控，为了救车里的孩子和嬷嬷，奎德勇敢地抓住缰绳不放，最后成功地让马转向一处篱笆围栏地。车里的人得救了，但他自己被猛地甩了出去，折断了脖子。
另外一位战争部的同僚叫阿瑟·布鲁克斯，是个情报员，有色人种，野战训练营的少校。阿瑟·布鲁克斯是我所知道的最令人满意的行动者，他几乎了解所有的事，忠诚、高效、准确，雇佣他的人会很放心。切斯特·艾伦·阿瑟总统任职期间他来战争部工作，他凭借自己的信誉逐渐赢得了自己的位置。伊莱休·鲁特先生不仅发现了他最有价值的一面，还给予他很大信任。
阿瑟·布鲁克斯可以担当各种事，对我来说，没有他，一切都会很糟糕。他设法帮我操持所有的招待会，通常就是我按照一定的方法做准备，他来检查是否每个人都会觉得合适，服务不要出差错。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担任总统后，他转而让阿瑟·布鲁克斯担任白宫监管人，我也就有机会再次提及他的能力所在。
我想那时候我们总是竭力让一切进展顺利。我经常感叹华盛顿简约的奢侈，怀念我在马尼拉的小房子里自由自在的生活，怀念留在那里的日常家具。我并不觉得白宫个头高大又壮的厨师有多么能干，会让我忘了阿新，那个集美德和整洁于一身的中国厨子。还有我的男管家，他们都是有色人种。白宫的服务人员也并没有那么容易取代我在马拉卡南宫的阿金和阿张，两个在楼上服务的中国男侍者。而六到八个专门给地板打蜡的菲律宾光脚男子可以让地板亮得像一面镜子。他们会把家里打扫得毫无瑕疵，从来都不会无所事事。但在华盛顿，完全找不到任何可以和他们相媲美的人。
刚到首都时，作为“内阁夫人”，生活压力很大，也很枯燥。首先，人们期待内阁夫人会去回访任何一个拜访过她的人，因为几乎人人都是那样做的。这种习惯在我们那个时代一直是评判所有众议员妻子的方式，当然，也包括其他部门工作人员的妻子。丈夫在最高法院工作的妻子为华盛顿的快乐生活做出的贡献最大。因为她们的丈夫不仅和各个政府部门都有联系，还与最大、最有吸引力的平民社会有着许多联系。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社交圈子甚至还包括女兵。
整个冬天的下午，只要我不在家，就必定是出门访友了。我像大家一样也有很多这样的联络，有时候探访变成了责任，难免让人觉得厌烦。当然，正式的访友方式也让我有机会结识了一生中最令人愉快的朋友。部队的女兵都特别阳光、快乐。事实上你很容易发现她们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个性。她们四处流动，不断变换居住地，乐天派的生活态度必定让她们养成热忱真挚、慷慨大度的处事方式，让她们看起来很有魅力。
西奥多·罗斯福夫人每周都会挑选某个上午在白宫举行内阁夫人会议。这并不是什么社交活动，而是聚在一起讨论我们感兴趣的事。为此，我们得到图书馆去查询资料，一般从上午11时待到中午12时。
访友之后，内阁夫人们最重要的社交职责就是外出用餐。如果我们不打算在自家举办晚宴派对，通常就会选择外出用餐。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任职战争部长之后，我们几乎不知道什么是“家中宁静的傍晚”。当然，这种生活方式也让我们认识了很多有趣的人。有趣的人像是世界赐予我们的礼物，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快乐。
总统得在12月和复活节期间与每一位内阁成员，或者所有内阁成员一起吃个饭，通常只会邀请很少的外人参加这种聚餐。一届届政府慢慢累积，最终形成了这样的习惯。你可以想象，这种派对并没有什么很大的不同，对女主人来说只是严格又迅速地给她的客人按照级别位次安排座位而已。西奥多·罗斯福先生在他最后一个任期内并没有很介意这个习惯，反而常常邀请并不属于“官员一族”的人共进晚餐。对我们来说，每年邀请西奥多·罗斯福夫妇共进晚餐是规模最宏大的聚会。我希望尽可能邀请更多的客人，尤其是自己本身就很有趣、很快乐的人，还有在一般场合不可能见到总统的人，因此，我经常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来访。
西奥多·罗斯福的夫人伊迪丝·罗斯福（1861——1948）
每周三下午，“在家”的内阁成员夫人们会互相探访，偶尔来首都参观的人可以很惬意、自由地参加非正式的招待会。我常常感到很惊讶，居然会有好奇的生人跑到我们的会客厅来。
这只是内阁夫人们社交季的一个侧面。很幸运，我丈夫最初就是个不断到处调动的部长。我记得有段时间卡通画把他画成“坐在盖子上的人”，他戴着花环，脸上露出天使般的笑容。而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则忙于飞行旅行，或者疯狂地奔向已经移动的列车车尾。西奥多·罗斯福先生的繁忙，主要通过他眼镜上的缎带来表现，缎带被他奔跑时带起的风刮得向后飘散开来。而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则常常被画成满头大汗，狼狈到连礼帽都被风刮掉的形象。就连他的手提箱看起来也很忙乱，在他身后疯狂地摆动着，而画上还有很大的“塔夫脱”几个字。卡通画当真准确地描述了他们各自的真实处境。
我差点没得到我在K街的房屋。因为巴拿马地峡区发生了一些事情，战争部长必须亲自前往巴拿马地峡一带查看，并对当时的形势做出某种判断。我们在运河区面临太多正处于紧急关头的事务，但都因为距离遥远不得不拖延下来，导致问题越来越严重。巴拿马地峡区有关边界、司法权、邮政制度、税收等一系列问题，引起了当地人普遍的不满情绪。
修建巴拿马运河原本并非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所任职的战争部负责，只是他出任之后，因为陆军工程公司一直没有给出妥善的解决方案，而人们通常认为，战争部就该解决政府的各种问题，因此，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就任战争部长后不久，西奥多·罗斯福先生毫不犹豫地将巴拿马运河区的事务交给了他，虽然他肩上的担子早已经满负荷。
我很高兴一开始就有机会目睹美国给了他承诺的这项伟大事业，所以完全支持我丈夫的提议，陪同他一起前往巴拿马共和国。巴拿马共和国驻华盛顿公使森纳·奥贝迪亚也一同前往。还有其他一些很有趣的人同行，有巴拿马运河委员会主席海军少将伽沃努·马贡、委员会法律顾问大法官查尔斯·G.马冈[4]、巴拿马共和国法律顾问纳尔逊·W.克伦威尔[5]先生等人。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的巴拿马共和国之行主要是代表美国总统给巴拿马共和国总统送去朋友般的问候，并尽可能妥善地调整巴拿马共和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之间的利益关系。
查尔斯·G.马冈（1861——1920）
1904年11月，我们从华盛顿出发前往新奥尔良，沿途受到的礼遇自然不必说。到达目的地后，又有委员会以极其热烈的欢迎仪式，一直把我们送到居住的酒店。我们刚刚在豪华的住处安顿好，布兰查德州长就带着他的下属，穿着制服来迎接我们，这就是所谓的官方礼仪和尊重。我们并没有逗留很长时间，但几乎每时每刻都感到令人难忘的殷勤周到、豪华高贵。这原本也是新奥尔良出名的原因。这次我们只有一次私人会晤，和夏佩莱大主教一起用晚餐，可惜现在他已经去世。他曾经是马尼拉的大主教，那时候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刚刚去菲律宾，自然和他相处不错，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他很固执地持反对意见。譬如，针对菲律宾教堂与美国之间的纠葛，我们提出了一系列解决方案，但他完全持反对态度。
我们乘“小海豚”号从新奥尔良前往彭萨科拉[6]，然后在那里等待“哥伦比亚”号游轮载着我们前往巴拿马。这次我们去巴拿马运河区印象最深刻的是鸣放礼炮时的隆隆声，当然，巴拿马人全力挥动星条旗欢呼雀跃的热情更让人难忘。
周日一早我们抵达科隆[7]。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对这里毫无陌生感，反倒很有家的感觉。整体气氛和环境、周围的人、他们的一言一语、房屋边的街道、泥土的气息、空气流动的感觉等，无不让我想起菲律宾。那里的每一件事、每一个人都立即让我感受到过往的友好和快乐。
巴拿马共和国副总统阿拉索马拉在科隆迎接我们，随行的还有其他巴拿马共和国的官员。其中包括戴维斯将军————当时是运河区总督，和美国驻巴拿马共和国的公使约翰·巴雷特先生[8]。一辆私人火车一直等待着，准备把我们送到巴拿马海峡，因此，我们几乎不需要考虑行程安排的问题。我们的行程满满当当，几乎要计划到最后一个小时，那天下午第一件事就是战争部长和巴拿马共和国总统之间像例行公事一样的礼尚往来。
20世纪初的科隆
抵达巴拿马城的时候正是午餐时间，我们去拜访首席工程师华莱士先生。那天的午餐，以及餐后陪同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的客人都是些着军装的军官。期间礼仪可以说达到了最正式的要求，而后大家一起去拜访总统曼努埃尔·阿马多尔·格雷罗[9]。很快，总统就到了甲板上，也就是我们乘的船上，很正式地回访了我们。
谈判很快启动，但会晤都在私下进行。我们乘坐的观光和社交轮船似乎完全没有任何微妙的外交交易机制在其中运作。
我们的公使约翰·巴雷特先生在古老的热带城市有个非常迷人又可爱的住处。我们抵达后的周一傍晚，他举办了一场晚宴，期间邀请了几乎所有支持我们伟大事业的巴拿马共和国高级官员和几乎所有有趣的美国人。约翰·巴雷特先生作为单身贵族，安排总统曼努埃尔·阿马多尔·格雷罗坐在他对面，但总统夫人坐在他右手边，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坐在他另一边。我坐在总统右手边，我的另一边是外交事务大臣阿里亚斯先生。戴维斯将军、华莱士先生、戈加斯上校都是当时的最佳人选，其中有许多佩戴陆军军官、内阁大臣标记和装饰的人，携妻子而来，按照头衔高低在大餐桌旁落座。餐桌上摆满了鲜花、闪闪发光的玻璃器皿、点燃的蜡烛等。即便对像我这样记忆里满是各种晚餐的人，也是一幅让人难忘的画卷。
曼努埃尔·阿马多尔·格雷罗（1833——1909）
这种场合的礼节从开始到结束，最讲究服装及其特有的热带风格。几乎每个人，包括总统和总统夫人，西班牙语和英语都说得不错。傍晚一开始，一切都显得欢快活跃。席间有一道很棒的菜，一种产于巴拿马海域的鱼，味道鲜美无比，难以描述。我还真希望自己可以记住它的名字。总统想再来一份，让仆人们有点慌张，激动不安地说拿不出第二份，总统的客套让大家突然感到一种轻松幽默。然后，大家又开始打趣单身的外交官，说他这种状态并不值得羡慕，都建议他赶紧结婚。他尽量聪明地躲开我们的玩笑，但一直都摆脱不了。好不容易，总统先生亲自告诉大家一个消息，说美国外交官是爱丽丝俱乐部荣誉主席，这个俱乐部有一百多名精选的巴拿马女孩。总统先生认为：“太多了，他挑花了眼。”
晚餐后，还有大型招待会在大厅举行。这幢房子与多数热带地区的西班牙式房屋一样，你可以说是两层楼房，但第一层只是和街面一样高的地下室而已，涂上灰泥，用石头铺成。大屋子的地板亮得很，在我看来不够安全。我猜想约翰·巴雷特先生觉察到了我的焦虑，以为我是在担心地板承受不了我丈夫的体重。他赶紧安慰我说，他已经事先小心地用大木料加固了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站着接待客人的地方。他以为这只是个善意的玩笑，可是我觉得这一措施很值得表扬和称道。
我们到达巴拿马的时候，总统先生发起的萌芽革命为期还很短暂。我们完全确定不了如何让这个国家保持宁静祥和的状态，只能尽量避免敌意，但人们的确处于一点就燃的状态。战争部和巴拿马共和国政府谈判的时候，我们认为应当避免让他们处于“仅仅是猜测”、而实际毫不知情的状态，因此，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曼努埃尔·阿马多尔·格雷罗总统紧闭着的会议厅里。
同时，我自己也更了解和熟悉了伟大的美国项目将给巴拿马共和国带来的实际利益。然而，那时候人们普遍没有认识到运河的前景。美国公众的喧哗只是为了让污垢飞起来，让反对派的意见更有市场，更为人们所知。连接两大洋的宏伟蓝图并不只是某个外行一厢情愿的伟大设想。整个竞争环节，人们差点忘了法国企业，它们的失败意味着古老的法国国家机器在热带丛林国家逐渐失势。想起来，既悲壮，又有点令人同情。
悲观和病态的反对情绪四处蔓延，我们很难期待任何整改计划可以实际奏效。好在故事本身已经告诉我们一切，具体到底取得了什么样的实际成果，全世界都已了然于心。我只是很开心地看到戈加斯上校和他的同事们以富有创造力和感染力的热忱谱写了美国为之骄傲的历史新纪元。
巴拿马人对此极其豪爽和友善。1904年12月4日，也就是我们在巴拿马海峡待了几个星期后，尽管人人都知道官方谈判仍然毫无结果，我们还是应邀前往珍珠岛参加野餐派对。东道主租了一艘汽船，大约三百位客人，整个巴拿马共和国的精英基本都聚集于此。珍珠岛位于巴拿马湾，像是驶向太平洋的一座帆船。我们一整天都处于旅行探险的状态，当然也包括寻找一群美丽的小个子女人，包括专门为我们表演的海上项目“潜水寻珍珠”。令人吃惊的是中餐、甲板上的舞蹈、欢快的弦乐乐队音乐，以及最有装饰性的制服。那次派对，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成了焦点。首先和他跳舞的是个小巧的巴拿马女人，人们一定会认为她很有勇气。后来大家一个接一个地效仿这个巴拿马女人与他跳舞，让他名声大噪。最后在极大的欢乐气氛中，人们不得不承认，他和苗条的巴拿马人一样脚步轻快。
我一直习惯我丈夫的舞步，也知道他有多么喜欢跳舞，所以我从不认为这事有多么非同寻常。但在他担任总统期间，公共出版物常常以此为玩笑主题。我也写了个打油诗刊登在巴尔的摩的《美国人》上，打油诗是我拜访黑木将军[10]住所时偶然所得，最后一节写道：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是个让人感到惊讶的人，
是个我们都知道的令人惊讶的人；
那是总统职位带来的霹雳雷声，
他的巨大声响就是喜欢行动；
像蝴蝶吮吸怒放的鲜花，
像华尔兹舞者双腿分开的缝隙！
令人讶异的脚趾上的风景！
那是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的轻快与流畅。
事实上，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是个很棒的舞者。但人们会问，过去三十年里他妻子是否一直和他跳舞？
那天傍晚我们从珍珠岛返回巴拿马城的时候，又遇到了令人愉快的惊喜。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和巴拿马政府已经签订协议，可是消息一整天都没被提起，一直到我们离开的时候才公布。报童在大街小巷中高喊着“号外”，到处都是激动的人群，大家笑逐颜开，以极大的热忱谈论着。几乎人人都很满意，我们走到哪里，哪里就响起一片“万岁”的欢呼声。
协议的主题词似乎表达了巴拿马项目的公正性，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解释我们国家和新生共和国之间的谈判结果时说：“调整了有关邮政制度和关税之间的差异、确定了港口边界问题，大多数条款都让巴拿马人满意。”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还将所有与公共卫生健康相关的问题纳入美国政府视野，使人们意识到纯净水供应的必要性。另外还有下水道系统，干净而又整洁的街道，这些可以消除让地峡白人陷入恐惧的疾病等。如果巴拿马运河项目可以继续，伟大的美国会将一切作为免费的礼物赠送给巴拿马共和国。我想人们的欢呼雀跃一定是在表达感激之情。
黑木（1844——1923）
第二天，我们站在中央大酒店的阳台上观看天主教广场举行的大型游行活动。我们只能看见广场一侧和对面的教堂，再放眼望去，四面八方，全是人海。白袍子的人海像是奔腾的海洋，这是一幅很真实的场景。当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步入阳台围栏开始讲话的时候，人群发出了欢呼声，看起来所有引起争议的不愉快都得到了解决。
还有一种隐约的传闻，听说被罢免的前巴拿马政府战争部长企图和他的追随者发动暴乱，很有可能眼前的情形就是一场充满敌意的游行示威。显然他已经意识到自己的事业没什么人支持。更何况，他原有的二百五十名部下已经锐减到二十五人。他只要想想运河区敏捷潇洒的美国海军和太平洋飞行中队，当然还包括停在巴拿马港的军舰，“纽约”号、“波士顿”号、“本宁顿”号和“马布尔黑德”号等。虽然这些军舰的使命只是为了和平，但也会让他失去勇气。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面向巴拿马共和国人民的演讲显得很真诚，他对我们在巴拿马的事业充满了必胜信心。他呈现的是令人敬畏的必胜的力量，同时，也表达了在他任期内将加强立法的必要，使我们必胜的精神得以实现。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还允诺公正地对待巴拿马人，并强调巴拿马共和国必须有一个持续的、有序的政府，他的讲话迎来了一阵又一阵掌声。
“本宁顿”号
巴拿马运河区注定会给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的工作带来各种各样没完没了的困难，但他因此获得了进入内阁的优势。首先是担任战争部长，其后又任总统，直到整个工程开始，所有的问题都得到圆满解决。八年间，无论他在哪里，无论发生什么眼前看起来很重要的事，他都会将自己与运河紧密相连，运河问题总在他优先考虑的范围内。
巴拿马运河的历史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全面论证路径问题，到底是建在尼加拉瓜还是巴拿马。美国与哥伦比亚共和国和平签署了《海伊-赫兰条约》[11]，获得了修建巴拿马运河的权力。同时，我们要为法国修建巴拿马运河的公司提供所有权利保障，但哥伦比亚后来拒绝承认《海伊-赫兰条约》。在第二个阶段，巴拿马发生了一场不流血的革命，获得独立，成立了巴拿马共和国并得到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承认。两国重新商讨《海伊-赫兰条约》，我们获得运河区管辖权以及修建巴拿马运河的权力，同时，我们保证共和国的完整性。其间，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还在菲律宾。1904年2月，他出任战争部长时，《海伊-赫兰条约》正在等待参议院通过，之后几个星期才获得参议院首肯，组建巴拿马运河委员会。1904年早春时节，巴拿马运河第二期工程启动。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任战争部长期间，总统将这项宏大的项目调整到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负责的部门。从那时起，一直到1913年3月4日，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从总统办公室退休，巴拿马运河项目一直由他监督，历史总有一天会记录此事。根据他的叙述，期间危机不断。首先是委员会的压力，他们负责在协议框架内协调巴拿马方面与项目之间的关系。其次是中间撤换工程师人选，史蒂文斯先生替换华莱士先生。联合委员会在报告中呈现了两大问题及其分歧：一个是运河类型问题，海平面式还是船闸式，到底选择哪种，国会相争不下，而政府方面希望建成船闸式。另外一个问题是，运河是按合同修建还是由政府委托修建等争议也相持不下，好在问题最终得到妥善解决。
《海伊-赫兰条约》的讽刺漫画：暗喻该条约是在美国威胁之下签订的
史蒂文斯先生辞去职务后，这项工程转而由部队工程师完成，当时任命戈瑟尔斯上校负责调节激烈的劳资纠纷问题，也得到了加屯大坝[12]安全委员会的认可，这些事都是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政府时期的关键问题。为了解决相关事宜，他总共七次前往巴拿马，三次由我陪同前往。相比第一次，这次我们作为运河第一任总工程师华莱士先生的客人前往运河参观，到1912年我们作为戈瑟尔斯上校的客人前往，那时候加屯湖只有一半水，我们继续开凿的库莱布拉水道[13]也根本没水，现在回头看真的很有趣。另外，我曾经两次作为戈瑟尔斯上校和他夫人的客人前往运河区，从他们在库莱布拉岛的住处远观，美丽的运河谷地现在已经消失，却长久地留在记忆中永不褪色。
关于巴拿马运河的漫画：西奥多·罗斯福挥动铁锹开挖巴拿马地峡
爱丽丝·罗斯福（1884——1980）
就在我们结束第一次巴拿马之行返回华盛顿后不久，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亲自率领大批国会议员前往菲律宾访问。这次出访，注定爱丽丝·罗斯福[14]女士的个人魅力会略微压倒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和纽兰斯夫人等一行人，这次旅程多少有点像约瑟夫·鲁德亚德·吉卜林诗歌中的意味，“为了老有所见”。
当我得知两年内有机会前往远东出席菲律宾第一届议会就职典礼时，我决定留下来。我认为自己不会很享受匆匆忙忙地和三个孩子前往东方的旅程，不如在英国安安静静地消夏，对大家都好。因此，夏天我在牛津租了一间小别墅，带上两个年龄还小的孩子，另外还有我在辛辛那提的朋友和她的两个孩子，整个夏天我们到处旅行，发现自己很享受这种生活。那是个异常平静的暑假，我们从英国和欧洲新闻界收集有关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爱丽斯·罗斯福小姐与国会人员在东方的行程报道，其中有些报道真是骇人听闻。一家德国报纸居然报道说，爱丽斯·罗斯福小姐与他父亲的战争部长准备结婚。
我打算从南安普敦[15]起航，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则在返回途中与我们在纽约会合。整个夏天我们都在痛批英国的行李处理系统。我们去打理在牛津的行李时，很惊喜地发现，他们已经采用新的行李标识法了。不需要我们的帮助，该标识法将行李的去向标识得清清楚楚，然后运往伦敦，途经伦敦抵达南安普敦。我们满意地揣好英国行李托管证，踏上行程。
抵达伦敦后，我们把男孩子们送到火车站。离开前，我们得确定行李是否如期送达。很不幸，男孩子们到站的时候，正好爱德华国王也到了，他们兴奋得难以自制，把行李丢在一边，全都跑去一睹国王的风采。火车开动前，我们其实也无所事事，所以整整提前一个小时就到火车站了，难得这么早就到站，得祝贺一下。可是我们的大宗行李并没有到站，有个朋友飞快地跳进马车，前去查询。我彻底查看每一个角落，仔细检查各种堆积如山的行李，等接到电话报告行李下落的时候，都过去四十五分钟了，说是行李已经在路上了。
但火车即将启程，只剩下五分钟时间，我开始抓狂。如果我不打下面这张牌，恐怕也不会遭到家人的嘲笑，而且这事成了我们家的经典笑话。我冲进站长办公室，决定告诉他我丈夫的职位，或者可以吓到他。
我大声喊叫起来：“我是华盛顿来的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太太。我得取到行李才行，我们的行李是配合这趟火车时间运过来的。但还有几分钟才能到，您能不能等等我们？”
他一脸茫然地看着我。
我继续无望地说出自己的身份：“我丈夫是美国战争部长。”
他开始说话：“对不起，太太。”
我继续最后一搏，“想必你曾经听说过他，他正和爱丽丝·罗斯福女士一起旅行”。
最后终于产生了我想要的结果和影响。顷刻间，车站成了我的城堡，站长成了我谦卑的仆人。他陪着我出去命令火车等着，然后督促一队人马，一旦我的行李到了，就赶紧运到火车上。既然做都做了，我就不在乎孩子们和朋友们继续开玩笑地称我“塔夫脱夫人”，以及“我丈夫正和爱丽丝·罗斯福女士一起旅行什么的”之类的话。否则，我就不会为了行李，去找站长亮出自己的身份了。
1906年早秋时节，美国驻哈瓦那总领事开始给华盛顿政府发电报，古巴共和国面临严重的叛乱威胁，内乱四处蔓延，一切都处于瘫痪之中。总之，托马斯·埃斯特拉达·帕尔马[16]总统领导下的古巴共和国正在迅速解体。
《古巴共和国宪法》和古巴与美国的协议，包括一项美国国会通过的“自动作用条款”，也就是众所周知的《普拉特修正案》[17]规定，美国可以干预古巴事务，前提是古巴岛的和平以及政府的良性运转需要美国介入其中。
有段时间，大约是1906年9月的第一周，形势极度恶化。托马斯·埃斯特拉达·帕尔马总统担心控制不了局势，他也清楚自己并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保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于是，他秘密恳请美国政府派军舰前往协助平定国内局势。1906年9月12日，他致电美国政府，恳请美国部队立即登陆哈瓦那，防止发生威胁平民生命的大屠杀。1906年9月13日，他宣布辞去总统职务，迫使美国承担政府职责。1906年9月14日，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牡蛎湾召集会议，决定如果可能的话，由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负责保证古巴的和平与安宁。1906年9月20日，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由罗伯特·培根[18]先生陪同，一起前往哈瓦那。罗伯特·培根先生时任国务卿助理，安全委员会成员。他们丝毫没有耽误任何时机。
托马斯·埃斯特拉达·帕尔马（1835——1908）
于是“历史上可怕的二十天开始了”，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总是喜欢这样描述那段日子。从传统西班牙政权继承下来的政治习惯和新派之间的摩擦，使古巴人被割裂成不同的敌对派。传统势力忽略了割裂的后果，关键是新政党与其他政党的敌对完全基于个人政治目的，而不是其他任何更好或更爱国的愿望。
托马斯·埃斯特拉达·帕尔马总统依然掌控着政府，但驻扎在哈瓦那城外的二百五十名武装人员时刻准备展开敌对行动。无论是叛乱者还是执政党，双方都呼吁美国的干涉和介入，但双方都不想接受任何形式的妥协。
罗伯特·培根（1860——1919）
大约有一周时间，威廉·霍华德·塔夫脱遭遇了最猛烈冲击，他认为避免流血乃当务之急。调查证明，和平和妥协并没有真正的障碍。他竭力劝导古巴人放下并没有严重党派之争的不同政见，为了大众利益，各方都要让步，但他们对大众利益并没有兴趣。的确，那段时间，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经常提及这个问题，并认为除了托马斯·埃斯特拉达·帕尔马总统和其他几个爱国主义者没有明显的派别偏见外，构成所有争端和冲突的主要威胁在于狭隘的嫉妒、个人的野心，其实也就是厚颜无耻或肮脏无聊。
事件急剧扩散，暴乱方要求宣布执政的托马斯·埃斯特拉达·帕尔马的总统当选无效。论战形势急转直下，异常复杂，双方都出示证据证明自己的合法性。最后只得对大选进行调查，以得到公平的结论。调查结果显示，托马斯·埃斯特拉达·帕尔马总统的确是以非同寻常的手段赢得了大选。尽管其所在党派并没有默许，但他还是辞去了总统职务。国会并没有选出继任者，于是，为了防止形势完全失控，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完全支持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的建议，明确宣布建立一个美国支持的临时政府，由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担任共和国临时政府总督职务。这是他抵达哈瓦那第八天发生的事情。
美国海军登陆哈瓦那，以保护共和国的宝藏和财富，另外还有弗雷德里克·芬斯顿将军的部队随时准备登陆哈瓦那。
古巴人相当悲观，居住在哈瓦那的外国居民一致同意和支持古巴成为美国的一部分。的确，民众在这个问题上很敏感，不管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人，只要他们的经济利益处于危险之中，都认为这时候应当努力迫使美国政府采取行动实现这一目标。但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在菲律宾处理危机的经验说明，他的这一宣布只是“为了恢复和平秩序，为增强公众信心提供足够长的时间保证而已”。古巴国旗依然飘扬，没有任何古巴官员在履行其职责时受到干扰。只有部队驻扎的地方才能看见美国旗子在上空飘扬。换句话，也就是古巴共和国没有立即停止存在，的确是一种很奇怪的情形。
临时政府很快组织了起来。伽沃努·马贡先生接替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的代总督一职，很快被委派到哈瓦那。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给我来电，伽沃努·马贡先生给伽沃努·马贡太太去电，问我们是否愿意陪同伽沃努·马贡先生前往古巴，当然，我们立即决定陪同前往。我们登上“马斯科特”号，一旁有“得克萨斯”号战舰护航，上面有三百名从诺福克过来的海军陆战队士兵。我也平生第一次像是真正地“卷入”了一场战争，整个过程十分紧急，但十分严肃。事实上，美国的干涉并没有耗费一枪一弹。1906年10月10日下午，我们在哈瓦那登陆的时候，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抵达哈瓦那也不过二十天时间，其间，解除叛军部队武装的主要任务基本实现。
登陆古巴让我再次发现自己像在菲律宾那样，又成了第一夫人。虽然只是这块土地上很短暂时间内的第一夫人，可是接待礼仪很隆重，不知不觉让我想起了在菲律宾度过的岁月。
当我们行至哈瓦那港口库巴那斯要塞时，“得克萨斯”号鸣枪致敬。作为回礼，码头和防波堤上传来嘎嘎作响的枪声。港口的一切都陷入旗子的海洋，从战列舰、巡洋舰、运输船、商船到岸上密密麻麻的船只。有一艘特别醒目的汽船向我驶来，船头上，我很容易就认出了我丈夫高大的身材。
一同来的人有他的同事罗伯特·培根先生，助手麦考伊上尉，第二助手何塞·马蒂上尉。何塞·马蒂曾经是个炮兵，接替了他父亲的职位，他父亲属于老一代古巴爱国人士，深受古巴人民爱戴。
随后第二艘船也到了，是弗雷德里克·芬斯顿将军和他的助手克洛曼上尉。第三艘船上全是古巴新闻记者，他们站在船尾，是我见到的最有吸引力的记者。他们并没有拿着便笺本、铅笔和几个考虑不周的问题采访罗伯特·培根太太和我。相反，他们以美丽的鲜花和慷慨的美酒欢迎我们。而我们接受这一切的时候，不会因为仅仅回以“谢谢，我们旅途非常快乐”或者“是的，能到哈瓦那，我们的确很开心而觉得有损自己的声誉。
“得克萨斯”号
哈瓦那市长胡里奥·德·卡德纳斯先生为我们举行了非常正式的欢迎仪式。码头上，放眼望去满是美国海军和古巴居民。市长先生继续他的行政权力，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陪同他的有市政议会的成员，之后，他们护送我们前往皇宫酒店。
当我和罗伯特·培根太太步入马车时，反对派武装指挥官和他妻子也现身欢迎我们。那天晚报将欢迎场景描述为“献花欢迎”，但我们完全没有看到被罢免的总统及其追随者。辞职之后，他隐居乡村，据说，他在那里受到了非常热烈的欢迎，当然，有部分是出于同情。并没有人以任何名义控告托马斯·埃斯特拉达·帕尔马总统，相反，人们认为他是个诚实而真诚的爱国者。托马斯·埃斯特拉达·帕尔马总统自己在很大程度上被追随者的不诚实行为所害。不久之后，事态的发展显示，他其实可以轻而易举地不需要任何手腕重新当选总统，不诚实的政治是他的人民知道的唯一一种政治。
我们抵达皇宫酒店时，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罗伯特·培根先生和伽沃努·马贡先生去政府办公所在地开会。徜徉在巨大而宏伟的建筑物里，金色花边看起来很炫目，华丽的装饰品和尚武的风格，一切都与建筑物很合拍。之后，我简单地看了看我住的屋子，空间大得出奇，甚至让人觉得不安。然后，我们就在华盖底下休息了一个小时。
直到所有叛军都被缴械，并由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签署了一个大赦令之后，伽沃努·马贡先生才确定接受总督职位。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一心想给他留下一个没有叛军的古巴，当然，除了拒绝放弃武装力量的家伙，可是这些人也不可能成势，最终只会被当成土匪追捕。
我只在哈瓦那皇宫做了三天女主人。那三天客人很多，有点过度拥挤。我们抵达之前，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和伽沃努·马贡先生一直是美国公使E.V.摩根先生的客人，他住在哈瓦那市区九英里以外，房子矗立在两座叛乱营地之间，调停人每天早晚都开着车在叛军阵营中穿行。尽管谈判还在继续，结果不可预知，但几乎所有阵营都很欢迎美国介入。因此，各方对调解人非常礼貌。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在古巴总统辞职后并没有立即接管宫殿，但伽沃努·马贡先生抵达之后，入住其中反而是明智之举，这样可以让他正式就任。皇宫的一切看起来显得高贵，和他的职位很相称。我们去的时候，他们正好住在那里。
哈瓦那
我们到达的那天，罗伯特·培根太太和我一起举办了一场招待会。我记得当时大家都认为那是件很抢眼的事。几百名古巴人出席了这次招待会，包括所有来自不同殖民地的成员，所有美国陆军、海军军官，凡是当时不用守卫在岗位上的人员都被邀请出席。经过一个月沮丧、黑暗、难熬的日子，几乎每个人看起来都特别高兴，像过节似的。有的人穿着漂亮的白色长衫，有的人衣着鲜艳，典型的古巴人偏好。挺括的美军制服与烂漫的色彩交相辉映，煞是好看。我们和列成纵队的来宾逐一握手，哈瓦那市乐队在皇宫前的停车场演奏美国音乐，从最新的雷格泰姆音乐，到古典的《斯旺斯河》，期间穿插经典曲目，演奏得很好，还有几首欢快的西班牙乐曲。
海伦·赫伦·塔夫脱（中）在古巴留影
第二天下午，我们很荣幸地前往E.V.摩根先生家参加他举办的招待会，可以说相当成功。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是这样描写E.V.摩根先生的：“他的住处很不错，看起来有点像贪图享受的人，家里居然还有个法国厨师，总之一切都堪称奢华。我们当然也被照顾得很不错，其实我们不得不吃得有点多！”E.V.摩根先生是个真正好客的人，善于把想象力和伟大的能力与娱乐的愿望结合起来。他在哈瓦那的屋子像极了热带大剧院，漂亮的花园里有巨大的棕榈树矗立着，袅袅的树叶和蕨类植物看起来相当繁茂。巨大的草坪让空间格外明亮，像极了故事书中描写的房屋。除了有宽阔的走廊，还有一个古色古香的露台，长满了软软的青苔。中间有个喷泉，正好可以给周围大片灿烂的热带植物浇水。宽敞的屋子里摆满了从世界各地淘来的奇珍异品，当中也不乏一些艺术珍品。那种由精致的黄铜镶嵌的大韩帝国小匣子尤其让人爱不释手。E.V.摩根先生是美国最后一位驻大韩帝国公使，大韩帝国沦为日本保护国之后，E.V.摩根先生被从汉城改派哈瓦那。
尽管E.V.摩根先生家离哈瓦那有九英里远，但受邀的人都来了。据说，人们认为这次派对是许久以来哈瓦那领导人家庭之间最有代表性的聚会。其间有音乐、舞蹈和小零食，所有一切都让人感到愉悦，尽管城里并不缺乏普遍意义上的娱乐和庆典，人们还是久久不愿离去。
哈瓦那每年都要举行“1858年十年战争”纪念，这时候各派人士聚集一堂，以彰显他们的爱国之情。但外人看起来多少觉得有点奇怪。哈瓦那被装点成美国传统的7月4日独立日风格，到处都是游行、演讲、乐队、横幅和焰火，就好像古巴是世界上最牢不可破的小共和国。事实上，除了不可避免地消耗国家大量钱财，人们并没有过于严肃地看待古巴当时的形势，如果不是美国及时接管，有可能会牺牲许多生命。
第二天上午为伽沃努·马贡到任举行典礼，然后我们启程离开，把他留给了前途未卜的命运。我记得后来有卡通电影描绘他当时的情形，他痛苦不安地坐在烧得滋滋作响的炉子上，炉子上标有“古巴”字样。而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穿着消防员的制服，远远地拿着一根胶皮管好像要施以援手的样子，这是对之后历史的描述。
1906年10月13日，罗伯特·培根夫妇、弗雷德里克·芬斯顿将军、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和我，从哈瓦那登上“路易斯安那”号战舰，准备返回华盛顿，另外还有“弗吉尼亚”号和“北卡罗来纳”号护航，离西奥多·罗斯福先生在牡蛎湾召集紧急会议决定古巴行动才过去了二十九天时间。事实上我们花了数小时才从墨西哥湾横扫东部的可怕风暴中逃离出来。这场风暴之大当地少有，损失之大难以计数。死了不少人，岛内与外界的通信被阻断数小时之久。当时古巴驻扎有数千美国士兵，另外还有一些大军舰停靠在哈瓦那港，因此，美国无疑也经历了一场焦虑不安的等待。我们登上“海豚”号，途经切萨皮克和波托马克河，前往华盛顿。途中，汉普顿港口区水域非常狂暴汹涌。到门罗堡后，我们下船，改乘火车回华盛顿。
注解：
[1] 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库罗帕特金（1848——1925），俄国战争大臣。————译者注
[2] 寺内正毅（1852——1919），日本军官、领事和政治家。1916年至1918年担任日本帝国陆军元帅和日本第九任首相。————译者注
[3] 儿玉源太郎（1852——1906），明治时期日本的将军和政府大臣，为建立现代日本帝国军队起了重要作用。————译者注
[4] 查尔斯·G.马冈（1861——1920），美国律师、法官、外交官和行政官员。————译者注
[5] 纳尔逊·W.克伦威尔（1854——1948），美国律师，积极推动巴拿马运河项目。————译者注
[6] 彭萨科拉位于佛罗里达州最西端，距离阿拉巴马州边境约二十一公里。————译者注
[7] 科隆是巴拿马的一个城市和海港，位于加勒比海附近，靠近巴拿马运河的大西洋入口。它是巴拿马科隆省的首府，历来被称为巴拿马第二大城市。————译者注
[8] 约翰·巴雷特，美国著名外交官，为促进“美洲共和国国际联盟”各国之间更紧密的联系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译者注
[9] 曼努埃尔·阿马多尔·格雷罗（1833——1909），保守党成员，1904年至1908年任巴拿马首任总统。————译者注
[10] 黑木（1844——1923），日本陆军将军，日俄战争期间，他带领军队在鸭绿江战役、辽阳战役、沙河会战和奉天战役中取得了一系列胜利。————译者注
[11] 《海伊-赫兰条约》是1903年1月22日，美国国务卿约翰·海伊和哥伦比亚驻华盛顿代表托马斯·赫兰签署的一款条约。————译者注
[12] 加屯大坝是巴拿马查格雷斯河上的一座大型土坝，横跨巴拿马的查格雷斯河。这座大坝建于1907年至1913年之间，是巴拿马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译者注
[13] 又称为人工渠。————原注
[14] 爱丽丝·罗斯福（1884——1980），美国著名作家，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长女。————译者注
[15] 南安普敦是英国汉普郡最大的城市，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港口城市。————译者注
[16] 托马斯·埃斯特拉达·帕尔马（1835——1908），古巴政治家，曾接受过美国援助，参加过美西战争。1902年至1906年担任古巴第一任总统。他担任总统期间，改善了古巴的基础设施，对通讯和公共卫生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译者注
[17] 《普拉特修正案》清晰地界定了古巴与美国的关系，实际上两国关系本质上是不平等的，美国拥有对古巴的控制权。————译者注
[18] 罗伯特·培根（1860——1919），美国政治家和外交家。1909年1月至3月担任美国国务卿一职。————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