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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上一堂講的孔子春秋，今天講春秋的三傳：公羊傳、穀梁傳、左傳。在今天，我們是講中國史學名著。但在古人當時，不僅從周公到孔子，即下至戰國，秦漢，在中国人腦子裏，還無所謂「史學」一觀念。當時學術大分野，只有經學和子學。班固漢書藝文志根據劉向、劉歆的七略，稱之曰「王官學」與「百家言」。可見在西漢末年時，大學者如劉向、劉歆父子，他們便把中國古代學術分成為「王官學」與「百家言」之兩大別。何謂「王官學」？因其職掌在政府衙門裏。何謂「百家言」？因其只在民間私家傳述。用今天的話來講，也可說王官學就是一種貴族學，百家言則是一種平民學。
孔子以詩書教其弟子，尙書掌於政府中的史官，詩經掌於樂官，這本都是政府衙門裏的學問，所以稱之謂王官之學。中國那時是封建政體，卻和西洋歷史上他們中古時期的所謂封建社會有不同。西方的封建社會，上面沒有一個共同擁戴的最高機構。他們想要來一個神聖羅馬帝國，但亦沒有能做成。他們乃因蠻族入侵，羅馬帝國崩潰，一個統一的政治消失了，四分五裂，遂有封建社會之出現。中國古代的封建則是一種政治組織，由一個王室，如西周，來分封魯、齊、晉、衛諸國出去，上面有一個中央政府，有一個周天子。至少這點顯然與西方中古時期有不同。西方的封建，是一個四分五裂的社會形態；中國的封建，是一個大一統的政治體系。由天子分封公、侯、伯、子、男各等爵到外面去，回向中心共戴天子，成一政治組織。所以稱為「王官」者，王便是一個統一政府，此之謂「一王」。至於平民私人之學則不相統屬，故稱之曰「百家」。
又怎樣說王官之學流而為百家呢？這是說，古代衙門裏的貴族學流傳到社會，變成了平民私家言。如此般的流變，第一個最著的例就在孔子身上。在漢書藝文志裏第一部分叫做六藝略，那就是王官之學。第二部諸子略，那就是百家言。在古代第一個平民學者起來，便是孔子。孔子作春秋，他說：「春秋，天子之事也。」這因春秋記載掌於史官，史官分遣自中央周天子，所以說春秋是王官之學。那麼作春秋應該是史官之事。而孔子曰：「其義則某竊取之矣。」孔子私下採取了周天子分遣史官的陳文來寫春秋。所以說：「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將來有人責備他，就因為他寫此一部春秋，以一平民身分而來做天子王官之事，豈不僭越可責？但若瞭解他，知道他的，也將在這一部春秋上。孔子不得已而來寫這一部春秋，正在「王官學」與「百家言」的交替間。後人推尊這部書，以之和從前周公傳下來的王官之學同等看重，乃有所謂五經，春秋亦列入其內。於是孔子春秋在漢書藝文志裏也被認為是王官之學，也在六藝略之內，成為五經之一，和周公時代的詩書同樣都看成為古代的經籍。經籍是為人看重的，便有人專來發揮它，於是有傳、有記、有說。孔子春秋後人共寫了三部傳，這是我今天要講的。
二
現在我且先講幾句題外的話。如莊子一書是百家言，由莊子自己撰寫。但莊子的學生與後學，也可寫幾篇，加幾句進去，不加分別，共稱莊子。今傳的莊子，已不復是莊子一人著作，儘有其學生乃至後來講莊子學問的人的文章添進去。孟子七篇，不像有別人的添進去；但此七篇，也是孟子和幾個學生如萬章、公孫丑等共同合作而成。又如荀子，他書中就可有很多他學生寫的文章，也總稱為荀子。如墨子，更見是很多墨學後人所作集在一起，而稱墨子。此等體裁，與後人著作不同。我們讀古書，對此層不可不知。淸代章學誠文史通義的言公篇，便是發明此義。
章氏所寫文史通義和校讎通義兩書，對古代學術頗多發明。根據漢書藝文志所謂王官學與百家言來講明古人著作多是集眾合成。王官學在同一衙門內，如西周書，並不是一人所成。詩經三百首，更不是一人乃至一個時代所成。平民社會裹的百家言亦是如此。古人認為立言是公事，不像後來看重私家的著作。這些雖是題外話，但在今天該當作是一種很重要的常識，不可不知。前人所創，後人應奉為常識的，舉不勝舉。如講古代學術史而不看漢書藝文志，不讀文史通義，那總是不對。
我先交代了此幾句，再來講孔子春秋的三傳。
因孔子春秋成了經，所以可以有傳。但一經為何有三傳？三傳異同又在那裏？宋代葉夢得講過：
左氏傳事不傳義，公、穀傳義不傳事。
孔子自己說：
春秋，其文則史，其事則齊桓、晉文，其義則某竊取之。
春秋既是一部歷史記載，當然有事，左氏傳即是傳它的事，即是把春秋裏的事，更詳備地傳下了。但孔子作春秋尙有一番大義，左氏傳不講，而公羊、穀梁則就是講此義，所謂「其義則某竊取之」的義。但公、穀又並沒有詳細講述春秋書中的事。後來朱子又說：
左氏史學，事詳而理差；公、穀經學，理精而事誤。
此與葉說大致相同。但此已是宋代人的話。可以把它作為三傳異同的一個大槪分別，但古人則並不如此，因古人並無史學、經學之分。如班固漢書藝文志，把太史公史記附在六藝略、春秋略之內，可見其時人觀念，尙只有經學，無史學。故宋代人講的話，並不能代表漢代人的意見。
漢人講經學，如尙書，有今文、古文之辨。我已講過。今文列為博士，也就是當時的官學。古文不立博士，則是當時的私家學。實際上只是一部尙書，只伏生傳下來的列為博士了，而孔安國傳下來的則未立博士。此刻講春秋三傳，同樣有今、古文之分。漢武初年春秋立為博士，那時就照公羊家一家講法，所以公羊春秋立為博士，即所謂「今文學」。後來到了漢宣帝，他在未做皇帝前，就喜歡穀梁春秋，待做了皇帝，在朝廷上開了幾次學術會議，把穀梁春秋也立做博士。所以公、穀同為今文。其實講來，此兩書在先本亦是古文，如伏生尙書其先亦是古文一般。漢成帝時，劉歆移書讓太常博士，他要爭立其他幾部古文書也立為博士，中間就有孔安國尙書，有左氏春秋，而這事沒有成。所以下到東漢，只有公羊、穀梁立為博士，而左氏傳則僅是一種民間私學，稱之曰「古文」。
當時人的爭論，便說「左氏不傳春秋」，傳孔子春秋的，大家公認只有公羊、穀梁二傳，左氏不得認為傳，因它並不是傳春秋的。這是漢代人的講法，和我剛才所舉兩個宋代人講法大不同。宋代人說「傳事不傳義」、「傳義不傳事」，那即是同傳春秋而所傳不同。
此一問題很複雜，諸位可看淸末皮錫瑞的經學通論和經學歷史。在我所著秦漢史裏，也詳述此事。我又有一書為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中間也講到此問題。做學問，便該求一個通。不能說我學史學，不問經學，那麼古代史學經學不分，只知有史不知有經，不通當時的經學，便不能講那時的史學。現在我們講春秋，就要兼講到三傳，而其間有經學問題；不能說我不歡喜經學，把此問題棄置不講。
三
孔子自己說過：「春秋天子之事也。」這句話便是說春秋在以前只是王官學，孔子才把它來變成百家言。孔子乃是把古代貴族學傳佈到民間，而開創出後代的私家自由思想百家言與平民學的。這是一件特別重要的事。到了漢代，董仲舒建議漢武帝，表章六經，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便是表章古代的王官學。罷黜百家，便是罷黜後起的平民學。漢武帝為何聽他話如此做？諸位或許會說，當然因為孔子儒家言便於帝王專制，漢武帝才採用了董仲舒之言。此說似乎已成為近代我們的常識，大家都這樣講了。但我要問，此說出在何書？有何根據？如講王官學、百家言，那是根據漢書藝文志，又經章學誠文史通義詳細發揮。我只根據章學誠的話，稍換講法，說王官學就是貴族學，百家言就是平民學。如今漢武帝要復興古代的貴族學，罷黜後代的平民學，是否為便於專制，誰能猜測到漢武帝的內心？又是根據何書？何人所說？總要有一個來歷。我從年輕時即注意到此，幾十年來就沒有找到這句話的來源。問之大家，大家都不管，像是已成定論。此刻我想另作一番推論。
據我所想，漢武帝十七歲便做了皇帝，他幼年宮中老師就是一儒生。他對儒家言有濡染，所以易聽董仲舒說。我對此事的詳細看法，在我的秦漢史中講到很多。當然以前的國學槪論、國史大綱也講到，而秦漢史裏講得比較更多些。我的話都是根據史記、漢書，明白有來歷。時代變了，社會變了，問題也變了，我們學術上的要求也變了。讀書人該可抱些新鮮想法，講些新鮮話。但究竟要有根據，不能廢書不看，信口開河。由我推測，或許「漢武帝表章五經為要便於專制」，此話乃從日本人那裏傳過來。但我也沒有為此去細找證據。諸位倘使高興學看日本書，便知在我們的近代有許多話都從日本人那裏抄來。這也是値得研究的。
至於董仲舒勸漢武帝表章五經、罷黜百家的話，在董仲舒的天人三策裏說得很詳細。此三策收在漢書裏，儘可一讀。董仲舒勸武帝改制，是要改秦代的制度。又勸武帝復古，是要復秦代以前的古，那就是三代夏、商、周的古。當時一般人意見，認為秦不可學，二十幾年就亡了。我們該學周，緜延著八百年。董仲舒同時人抱此意見的也不少。因此他們要改革秦代的博士制度來罷黜百家專講五經，但並不說是要便於專制。
但究竟周公距離漢代遠了，漢代人要講五經，其實更側重的是講孔子，講春秋。他們說孔子春秋是「一王大法」，春秋有大法，乃是又是一個新王來了。古代的王就是夏、商、周三代。孔子那時，周之王業已經迹近衰亡。我們又要講到孟子的話：「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孔子春秋正是要來一個新王。孔子也自己說：「我其為東周乎！」若孔子出來行道於天下，已不能像周公那時的西周了，只得要來一個東周。因此說春秋是一部一王大法。在史記裏有這樣一句話，說：
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
又說：
有國有家者，不可不知春秋。
春秋既是一王大法，要興一王之治，怎麼可以不懂春秋？漢代人再把這話變了，說孔子「為漢制法」，現在要改制，不能再照秦代。秦始皇專制，大家都能講；漢武帝正要一反秦始皇之所為，怎麼又說漢武帝表章五經為要便專制呢？漢武帝正要改正秦始皇之所為，而董仲舒首先提出此意見。
我不是要為漢武帝、董仲舒辯護，只是要講歷史眞相。講歷史則該有根據。大家又駡孔子春秋，認為書中都是誅心之論；但又說漢武帝表章六經為要便專制，豈不亦是一種誅心之論嗎？我們最好不要隨便批評古人，因古人已死久了，我們批評他，他也無奈何。我們該要懂得批評現代人。如我所寫秦漢史涉及此事的，中間那一句話講錯了，這儘可批評。不要認為近代人便不値批評，只去批評死了的。
四
漢代人要表章六經，就說孔子春秋是「為漢制法」，幫漢代人定了一個新王之法。要治天下，便該照孔子春秋。但孔子又那裏知道將來會有一個漢代要他老人家來替它立法呢？但漢代人既都如此講，因此漢代人表章五經，而其中所特別注重的則應是孔子春秋。董仲舒自己就是一個學春秋的。以後漢代朝廷上逢到大政事，頗多根據春秋來作裁判。如雋不疑，如蕭望之，都是極顯著極有味的例。他們碰到困難案子，根據春秋來判斷，別人也無法反對。若根據法律，有些事法律上沒有。而且法律是近代人定的，春秋則是古代聖人傳下大義。漢人不根據王法而來根據春秋，這就見王法不能專制。如漢武帝要打匈奴，有人反對，漢武帝卻說：公羊春秋裏就有九世復讎之義，可見孔子也贊成我們要復讎。當知漢代人所謂「通經致用」，派最大用場的正在政治上；而最有用的一部經便是孔子春秋，講孔子春秋大義的便是公羊傳。諸位這樣一想，就知公羊傳在當時的重大地位。
但我們要問公羊傳裏所講的是否就是孔子意思？是否我們要講春秋，便該一路照公羊傳講法？這裏就大有問題。諸位且先看皮錫瑞經學歷史、經學通論，我又另有一篇文章孔子與春秋講到此問題。此文亦收在我的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一書中。諸位要讀我此文，便該先知道一些經學史。此問題暫置不講，此刻再來講春秋三傳。
漢廷立博士的，公羊以外還有穀梁。究竟兩家說法有何異同？這在當時曾成一爭論。這裏便牽涉到齊學與魯學之辨。所謂「齊學」「魯學」，漢代第一個講公羊春秋的胡母生是齊國人，第一個講穀梁春秋的魯申公是魯國人，所以說公羊是齊學，穀梁是魯學。齊學、魯學之異同，此刻暫不講。總之公羊、穀梁都是傳義不傳事。
後來大家又逐漸看重了左氏傳。劉歆正式提出要立左氏博士，這因從前沒有人見過左傳。淸末康有為的新學僞經考，卻說左傳是劉歆假造，那又錯了。即如太史公作史記，引用許多材料，今亦同見左傳中。但太史公並未正式提及左傳一書名。可見太史公只見了左傳書中的史料，但並未見過左氏傳一部書。這問題不需詳講，太史公以前看見左傳書中材料的人還多，戰國時代便有人明明引到左傳中的材料。但到劉歆，才始見到左傳這部書。一時經學大師如鄭眾、賈逵，他們都認為「公羊義短，左傳義長」。到了三國時代，鍾繇曾說「左氏為太官家，公羊傳為賣餅家」。賈逵春秋序曾說「孔子立素王之法」。「素王」是一個無冕王；我們已經講過，春秋是一王大法，孔子是為漢制法。從前公羊家如此說，現在是治左傳的也如此說。下到晉代杜預注左傳，乃把左丘明稱為「素臣」，等於是孔子建立這新王朝中一大臣。下到東晉偽古文尙書出現，那時人已不爭漢人所謂的今古文分辨，所以唐初人作五經正義，偽古文尙書也在裏邊。唐太宗貞觀、高宗永徽時，奉周公為先聖，孔子為先師，而配享先師的只有兩人，一是顏淵，一是左丘明，可見左傳之被重視。循此以下，諸位就可以想到宋代人意見，認為公羊傳義不傳事，左氏傳事不傳義，一是經學，一是史學，較之漢儒，可說是公平之見了。
下到淸代，尤其在晚淸道光以後，今文家獨盛；從龔定菴一路到康有為，遂拚命來捧何休。何休就是東漢人，作公羊傳注的。其實何休所講，並不即是董仲舒所講，其間乃大有區別。但晚淸以下大家都講今文家言，都講康有為的這一套，說劉歆偽造古學。這只是最近一百年來的錯講。諸位要知道這事情，我的近三百年學術史和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兩書可以參讀。
五
現在要問，這部左傳是不是左丘明所作？這裏也有問題。因為左丘明應該姓左丘，名明，如太史公說「左丘失明，乃著春秋」。這個「明」字是不是他的名，已不詳曉，可是他不能名「丘明」。則他的書應稱「左丘傳」，不該稱「左氏傳」。今明稱左氏傳，這裏便有了問題。論語上孔子說過：「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此左丘明不像是孔子學生，或許是孔子一位朋友。而今這部左傳所記事情，直到孔子死後。左丘明似乎不像比孔子更年輕，這裏便又有了問題。這就是左氏眞偽的問題。從前人只說左氏不傳春秋，並不曾說左傳是一部偽書。但其中實有問題，並已有很多人討論過，也不是到今天才產生的問題。我的先秦諸子繫年中，也曾集合了各家講法來討論這左氏的作者。
漢代人講左氏，有一個源流，由什麼人傳給什麼人，再傳給什麼人；和公羊、穀梁相似，同有源流。而在左氏源流中有個吳起，此人大値注意。怕這部左傳總該與吳起有關。吳起曾把左傳傳給他兒子，如此再傳下去。至少我們可信左傳作者一定看見當時各國的歷史，尤其是晉國、楚國此兩國事，左傳裏講得很詳細。公羊、穀梁皆不曾見各國史，所以他們書中所記事情很簡單，因他們沒有看到很多史料。而左傳則不同。要論同時看到晉、楚兩國雙方史料的，吳起是一個最適合的人。吳起先在魏，後去楚，而左傳裏特別對晉三家中之魏，總是講好話。又左傳裏很多講軍事，講得特別好，吳起是一個懂得軍事學的人。左傳裏又有很多預言，直講到魯哀公以後去，大體在秦孝公以前的都對，秦孝公以後便不對了；恰恰這年代也和吳起的年代差不遠。吳起本是一儒家傳統中人，所以這部書雖不能說是吳起一人所寫，或許起於吳起以前直到吳起以後。總之這部書與吳起有關。倘使沒有關係，後來講左傳源流的人，不會拉出吳起來。因吳起在後人觀念中，已遭看不起。因此我說左傳可能與吳起有關。
六
我今揷述一故事。胡適之先生寫了一部中國哲學史大綱，有一天，我們兩人閒談，提到這部書。當然胡先生這部書開始便講老子，而我認為老子還在孔子之後。但此問題且不提。我問，此書提出一個主張，即講思想定要講到這思想的時代背景，在那一時代背景之下才有這一套思想。我說：老子在春秋時代，要分析當時的時代背景，便該根據左傳，為何卻據詩經？詩經裏當然也有歷史，可是和老子時代隔遠了。此書在詩經裏舉出當時有人是樂天派，有人是悲觀派，有人是懷疑派等，我說這不算是時代背景。拿一本唐詩三百首，中間也有樂天派、悲觀派、懷疑派。今天我們好幾人談天，便一定也有人是樂天派，有人是悲觀派。這不便是老子思想的時代背景。而且任何一個思想都該講其時代背景。孔子時代和孟子時代又不同，不能只在老子下面放個時代背景，此下便是思想接思想，更沒有時代了。胡先生沒有回覆我第二個問題，卻回覆了我第一個問題。他說：當然，因你的劉向歆父子年譜(1)還沒有發表，我不敢大膽引用左傳，因認左傳是一部偽書，所以避而不談。
我今天特地提出此番話告訴諸位，做學問應做「通學」，即所謂「通人之學」。講哲學也不能不稍曉得歷史。不知左傳眞偽，講那時人思想，也易有誤。後來梁任公先生在南京中央大學有過一段長期講演，講「中國政治思想史」。他是康有為學生，但他講春秋時代中國政治思想，便多根據左傳，這就比較切實。那時有人翻譯了一本瑞典漢學家的著作左傳眞僞考，一時極為流行。但講左傳眞偽的，如我先秦諸子繫年中所舉許多講法，一個外國人如何能知道？今天我們該多讀中國書才是。好多年前，有一美國學生要研究康有為思想，來和我討論。我說：你不通中國經學，不知公羊春秋，如何講康有為？
我們此刻是要學歷史。講中國古代，至少該從左傳讀起。這一段兩百四十年事記載得詳細，為何放棄不讀啊？諸位學中國古代史，好像不通龜甲文便覺不好。但龜甲文究只是一些零碎史料，很完整很詳細的一部兩百四十年的編年史就是左傳。只就歷史眼光來講，左傳的價値還應在春秋之上。這話近人章太炎講過。他只要反對康有為，因此他只要講古文學，甚至說劉歆賢於孔子。這個也有些過分，劉歆怎能比孔子都賢了呢？從前人只推左丘明是「素臣」，那能比得「素王」？但至少左傳是一部史學上更進一步的編年史。孔子春秋只是開拓者，左傳才算是編年史的正式完成，接下來最著名的是資治通鑑。資治通鑑和左傳間缺了不到一百年，也有不少人補過，但都補得不好。若現在再要補，應看我先秦諸子繫年裏新的六國年表。我這先秦諸子繫年，也可說最大貢獻在對古代歷史上，尤其在從左傳接上戰國史中間這一段。但因我書名叫先秦諸子繫年，講思想史的人嫌我不在那裏詳細講思想；講史學的人說，這是有關諸子的，和他不相干，簡直便不看。但我的書不看還可，左傳總該讀。唐代劉知幾史通，他把古史舉出兩體：一是尙書，一是左傳。可見左傳為中國史學家所重視。下次我想再把左傳詳細多講一點，因此問題要講到春秋，講到經學，講到從漢到淸的種種爭論。
其實讀左傳也不要花很多時間。諸位不能只講現代史，限得時代太近，便講不準。如講一個人，最好定要從他小孩生下進幼稚園、小學、中學、到大學，從頭講起，大體應有個來源。若把前面的都忘了，如何講現在的！現代史當然非講不可，孔子春秋就是孔子那時的現代史，西周書就是周公那時的現代史。我們此刻所講，主要也該是講我們的現代史啊。我所講都針對著現代，那一句不是根據現代而講？我不是只根據康有為來講，更不是只根據朱子來講，或根據董仲舒來講，乃是根據我們現代來講，這是一般學術上的現代史。諸位生在現代，不能不懂現代，但要從現代往上推。當然也不是要諸位多來研究古代史，但古代史總要知道一點，那麼此下講話不致不通。古代到現代，如一條大水流切不斷的。至少我要告訴諸位，治學要求通。學史學不能不稍通經學，治近代史不能不稍懂古代。這也只要大槪知道一些便好。我今天且只講到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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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編者按：劉向歆父子年譜一文已收入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一書中。